明代从南方调运公粮至北方主要分为海运和漕运两个部分。从明成化年间开始每年的漕粮运量常额约为四百万石其中六成是来自南直隶和浙江。而除了漕粮之外江浙地区的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和湖州五府还需承担专供宫廷、京官的所谓“白粮”每年二十一万四千石。
明代规定漕粮全征本色不得减免除非在重大灾害或者漕运受阻的情况下不得用金银或其他商品折算。而包括运费、修船费、人员消耗等等全部都由粮户承担按照正粮加耗派征。
如此一来就给各级官府的贪污聚敛留出了巨大的操作空间各种名义的加耗杂派层出不穷甚至比正常缴纳的数量要多出了好几倍。
各府有户部和漕府的官员坐镇指挥而州县以下就是由粮长负责征收和解运工作粮长之下还有解户和运夫以徭役的形势承担运输任务。
但运输过程中一旦公粮出现各种折损又或是因为没钱应对官吏勒索而导致无法通过官府的验收那所造成的损失都将由承运者全部承担。由此被逼得家破人亡者在民间比比皆是整个漕运体系也成为了官逼民反的加速器。
这粮长曹崑便是一个典型的受害者。他在十多岁的时候便被迫继承了他父亲的粮长职位。而他父亲的卸任也并非正常交接是因为一次运粮过程中船只在河上倾覆上千石粮食沉入河中他父亲无法承担损失干脆就选择了逃亡从此人间蒸发不知所踪。
当事人是跑掉了但这笔债可没法跟着跑。所谓父债子偿曹崑不想全家坐牢就得承担这份债务。从他就任那一天起便已欠下了官府一大笔钱只能通过连年不断的徭役来慢慢偿还债务到如今已经干了七年了。
卷宗中没有提及特别联络处是如何与这个曹崑建立起了联系但从字里行间的信息来推断很可能是曹崑有主动告密的意图然后被转给了特别联络处来负责处理此事。
而曹崑要告知海汉官方的事件也正是与漕运和征解田粮有关。
1654年大明向海汉称臣投降虽然名义上海汉将会继承大明的统治地位但接管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管理体系也并非短时间内能够完成很多地区和部门依然是延续着大明统治时期的运转方式。为了完成平稳过度海汉也不得不默认这样的情况。
大明的漕运事务是由设在南直隶淮安府的漕运总督管理这个职位的全称是“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也就是说漕府不仅管理长达三千余里的运河而且还有权管理运河沿线的地方事务。
漕运总督下面还有理漕参政、巡漕御史、郎中、监兑、理刑、主事等文官又有运军编制下辖参将、统领等武官文武官员加一起约有两三百号人。编制最为庞大的时期漕运下属的卫军竟有十二万人之多。当然这中间是有多少用来骗朝廷预算的空头名额那可就不太能统计出实情了。
但即便是在明末崇祯年间漕府下辖的仓储、造船、卫漕兵丁等在编人员仍有几万人之多。如果再加上运河沿岸靠着漕运体系为生的民众那么这个数字恐怕还得翻上好几番。
如此庞大的机构一旦停下运转那么可能就会影响到几十万人的生计进而引发社会动荡。而且北方地区仍需从通过漕运从南方输入物资所以必须要保证漕运体系能够继续平稳运转。
而海汉想要对原有体系取而代之显然也不是派几名官员过去接管换个衙门招牌就能起到效果。所以海汉在接管江浙之后也暂时还没对漕运体系采取行动依然是让其保留着以前的编制照常维持运转。
但也正因为如此海汉的态度大概给某些人造成了误解认为海汉因为种种忌惮而无法完全掌控漕运体系那么大可借着这段非常时期动一些手脚谋取私利或是给海汉制造一些麻烦。
曹崑在去年下半年一次北上押运粮食的任务中发现苏州至淮安的运河上存在着许多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便是途中的克扣和折损计算。以损耗之名在漕运过程中捞取油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以前有漕府衙门专人盯着一般不会做得太夸张各个环节把自己该收的一份好处收了也就罢了运到北方至少还有八成以上。
但如今运粮船还没过淮安漕粮就已经以损耗的名义被偷偷刨掉了三成左右。据曹崑所说他在半夜见到当地卫军有组织地登船卸粮并且被警告不许对外声张。
如果是以前出现这样的状况那承运者肯定要担责弄不好还得像曹崑父亲那样赔偿损失但如今在背后组织这种行动的主使者为了不让事情败露已经找到了更好的借口便是将这黑锅推到海汉头上。
运抵北方的货物数量不足是因为途中被海汉查扣了一部分。如果不认缴那别说粮食整个漕运都可能会就此中断。谁要觉得有问题那就自行去找海汉交涉。
这样的理由虽然很牵强但偏偏很有效。对此感到不满的人只会听信传言把这笔帐直接记到海汉头上。怀有疑问的人也未必有渠道能够查实海汉是否有过这样的行为。
漕府衙门已经没有了向明廷效忠的义务而明廷对漕府衙门也失去了应有的管制力整个漕运体系都变成了缺乏监管的黑洞。所以只要拖上三五个月之后这些折损就都会成了无法查证的糊涂账而好处自然是流进了某些主使者的口袋中。
最要命的是即便海汉派到这些地区接管行政事务的官员发现了猫腻对此也没有比较好的处理办法只能装聋作哑。因为一旦要彻查惩治漕运体系那就会牵动太多人的利益甚至会影响漕运的正常运行所谓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如果要因此而影响到大量民众的生计问题谁又能担得起这样责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