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羊平位于榆林道腹地属夏州治下去州城约百二十里处沙漠边缘以沙滩梁地为主辅以周遭大量的水泊因而成为了党项族一大聚居地。
而以黄羊平为中心的党项部族乃是野利部这是党项大部。朔党项之源在过去几百年间曾有两次大规模的内迁先是吐蕃崛起迫于唐蕃相争徙至秦陇一带后是安史之乱吐蕃入据秦陇再度东移长居夏绥灵庆延待唐末随着拓跋李氏的崛起彻底成为西北一方豪强藩镇。
在党项人的变迁之中形成了几个大的部落联盟居庆州陇山之东以拓跋部为主的“东山部”居灵、盐、庆州地区的“平夏部”还有便是以野利部为主的“六府部”。
当然随着大汉的崛起汉军汉民的强势回归原本的世界线被彻底打乱党项人崛起的进程也被彻底打断如今的党项部族被朝廷拆分得支离破碎上层权贵被严厉打压控制下层部民也被分散迁置二十年间足有不下十万的党项人被外迁安置在山阳、燕山、安东乃至他们的源地。
然而这些动作终究只是治标未达根本夏绥地区的党项人依旧以大小部落聚居的形式存在上层首领酋长的影响虽然被尽力消除但仍旧残留有巨大影响。
而随着朝廷越发严厉的民族政策民族矛盾也在不断加深党项人对朝廷的不满情绪也在不断增长至开宝二十一年已到积重难返的地步。
朝廷或者说刘皇帝的初衷还是好的想要实现对党项人的同化吸收彻底解决西北党项问题维护政权稳定。政策上的强制与严厉或许带有刘皇帝鲜明的个人风格但不强硬根本无法推行。
只不过很多政策出现问题往往就在执行层面榆林道这边也是如此。想要实现民族同化的目标最好是要做到文化消灭与建立新的文化认同中枢也降下指令让榆林地方官府在党项人中推行汉字、汉话、汉服、汉礼。
然而想法是好的只是有些现实问题却无法得到解决。要切实推行朝廷制定的那些政策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这些都是地方官府所稀缺的即便朝廷有些政策的优惠以及相应财款的调拨但针对几十万党项人仍显杯水车薪。
再就是地方上的官员也有畏难情绪更有懒政心理还不乏贪污腐败这同样给执行层面增加了阻碍与难度。
不过朝廷权威正盛的当下对于来自京师的政策方针也不敢公然违背因此做则做矣做不做得到便是另外一回事。
这样的情况下对于朝廷的那些政策地方官府也是有选择地推进执行硬的一方面是简单粗暴照章办事软的一方面则怠慢其事甚至刻意忽略。
比如对其首领权贵的打压官府很卖力因为能在那些党项首领身上挖出财富获取利益。比如对其部族的打乱外迁同样执行得很到位不服从的出兵镇压即可外迁出境后就是其他地方的事情。
而没有外迁的党项人也根据朝廷的要求进行了拆分重组但也只是进行一些不得人心的人员变动对其聚居形式、生活习俗并没有什么改变。
初期不得不尽力还有监督具备一定的约束力到后面除了重要城邑周边其余广地区其改化革新、移风易俗基本就处于放任状态。
至于建立学校教习党项儿童汉字汉话也只是在城镇以内像遣专人到党项人聚居点教学同样也只有零星几个点装装样子应付检查罢了。
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观原因是地方官僚们执行迟误推诿客观原因则是地方上缺少读书人即便有没有人愿意到党项聚落中去燃烧自己贡献学问。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到开宝二十一年朝廷过去制定的多项民族同化政策在执行不到十年之后就基本宣布失败了尤其在榆林地区更是流于形式只剩一个空架子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成功的比如燕山北道的奚族比如已然安分下来的境内契丹人驯化很顺利这还是得益于辽国时期中原文化的成功北侵。
榆林地区自然有其特殊性地域的特殊以及民族的特殊。造成如今糜烂的局面决策层有责任执行层也要背大锅当然党项人的难驯与排外也是关键因素。
而从榆林地方官僚们那迟钝的表现也可以反应出一些问题他们对朝廷的那些政策实则也不是很接受。
大概就是觉得太折腾按照很多人的想法对于这些内附胡族既有先例可循行羁縻政策分而治之即可何必搞出那么多花样徒惹是非。
上得罪那些酋长首领下折腾那些部民氓隶中间官僚们还麻烦难做实在是不得人心。而作为地方上的当权者他们要的就是安定任上不出乱子即可朝廷强行推行同化政策也着实给他们增加了不少麻烦他们是来做官的不是来坐火炉子的。
当年夏州党项人的动乱就让榆林道的官僚们彻底警醒了因为那场动乱被罢官夺职的可是刘承锡那是正儿八经的皇亲出了乱子都不得幸免何况其他外臣。
不过官僚们警醒的乃是不能再出乱子至少不能出现带有叛乱性质的动荡为此一些当地官员甚至不惜捂盖子乃至对党项人做出些妥协。在他们看来只要你们不给官府惹麻烦官府也不找你们麻烦大家相安无事。
当然也不是所有官员都这样也有尽心王事积极作为的但不论做法还是手段都失之僵硬同样为了减少麻烦好搞一刀切强硬、强势以至无理。
还有更为过分的那就是一些官员、将校借着朝廷整顿党项部族的机会从中牟利肆意奴役、侵犯党项部民榨取他们的财富。
形形色色乱象纷呈在夏绥地区回归朝廷二十年之际当地的形势已然十分糜烂党项人怨声载道矛盾不断激化不安的情绪也在不断扩散就像一堆干柴只差个火星就能引燃。
这还只是党项人以及胡人的问题地方的官僚徙边的汉民豪强也是矛盾重重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下人心混乱思变。
对于地方上的情况朝廷不是一无所觉不论是地方的有识之士还是武德司的奏报都有示警的意思。
然而毕竟隔得远不论是留皇帝还是政事堂的宰臣都只当是政策施行过程中的一些负面影响。思及乾右时代朝廷制定的多项政策闹出的乱子同样不少大叛乱都有榆林道所谓的不稳又能严重到哪里去？
直到去年随着黑汗使团桉的爆发鸣沙匪的现形对于西北治安乱象才终于引起了朝廷足够的重视一场针对西北匪盗的治安大作战收获虽丰但也只是做到了面的打击并没有根治。
随着对西北各项调查的展开那隐藏在开宝盛世幕布下的真实一面也终于露出冰山一角。
在刘皇帝被朝廷内部事务牵扯朝臣们也为动荡的政局所吸引还没来得及对西北推行综合整顿治理政策时李继迁率先举起了反旗。
毫无疑问李继迁就是那朵点燃西北乱局的火苗。当然这颗火苗的影响在初期并不是那么大甚至显得脆弱毕竟大汉朝廷的威势依旧强大哪怕满腹怨言也少有人敢贸然像李继迁那样举旗叛乱正面对抗朝廷。
但同样的蠢蠢欲动之势也不可避免若没有党项势力的支持岂能有上千党项部众跟随李继迁举兵。而在李继迁事败外逃远遁戈壁的过程中也少不了当地部落的掩护。
比如野利部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就成了夏州官府重点的盘查目标甚至都不需要什么证据完全可以断定野利部必然与叛逆李继迁有所勾连。
因而在过去的半年中野利部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夏州知州上官正下令让野利部众相互举报报则有赏同时驻军也在都司的调动下出动戒严排查而随着来自东京的指令有了中枢背书做起来就更加肆无忌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