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开封迎来了最美好的季节万物丰茂茁壮成长空气中都仿佛充满了希望的气息。对东京士民而言比较喜悦的是持续走高数月的粮价终于缓了下来。
从去岁冬开始东京的粮价便开始逐步抬头原因有二榆林叛乱是一方面大量粮食被西北战事那个黑洞所吞噬。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去年异常的气候大面积的霜冻导致全国性的歉收。
大汉的粮价向来稳定在这方面管控得很严过去也始终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上自开宝元年开始二十余年间东京斗米粮价只涨了五文。
即便在去年秋末斗米价格也才十八文不足二十粮价的上涨幅度甚至赶不上铜钱的通货膨胀。也正是如此低廉的粮价方才造就了两京的繁荣否则根本无法养活那么多人。
有一个很通俗的道理很多人都知道粮价并不是越低越好粮价越低农民收益就越低日子就越难过生产劳作的积极性就越低。
而大汉保持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低水平粮价自然就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削上几乎是母庸置疑的大汉过去二十年商品化、城镇化的大发展两京乃是天下所有城市的繁荣都是通过对农村抽血来实现的。
开宝已然二十又二大汉也安定了这么多年倘是北方道州这些刘汉政权的基本盘时间则要更长。而长时间的康平除了带来稳定同时也意味着各种问题矛盾的积攒。
过去不停的对外战争高昂的军费领土扩张带来巨大的行政成本土地兼并勋贵当权包括还未彻底过去的西北叛乱这些都是大汉进入“开宝盛世”后逐渐显露出来的问题并且从刘皇帝到中枢宰臣都察觉到的事情并且因时因势调整。
其中有的缓解有的改良虽然始终难以起到治标的效果但起码得到了遏制也使开宝盛世延续至今。
而农民问题在过去始终是被压制的朝廷一向提倡以农为本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农村的稳定保证农业的产出保证税收及物资的供给。
从开宝元年之后朝廷施行了一些惠民之策比如逐步削减丁税到开宝十五年之后已基本取消了丁税这算是解除了大汉百姓们头上的一道枷锁。
然而其他束缚却从未放松过尤其对农民而言虽然朝廷多次调整两税有涨有减但整体而言幅度并不大。只是相比于战乱时期的税收而言有了比较明显的差别罢了。
然而大汉已经彻底脱离战乱二十多年了有的道州甚至更远二代、三代的百姓逐渐长成他们是没有经历过战争时期的困苦也难以感同身受对于当下的社会环境以及生存条件自然难以称心。
大汉的农民向来是本分的但是日子过得如何他们心中也明白而事实上是过去的二十年他们过得并不轻松并且越来越困苦。
仅一个夏秋两税就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尤其是随着朝廷彻底制定税收通过银、铜钱收取之后对农村的压榨就显得越发赤裸裸了。
粮食本身维持在一个低廉的价格上朝廷每年制定的税额却在不断提高为了缴税大汉的农民们不得不把辛苦产出的粮畜贱卖换成铜钱用以交税。
在这个过程中几乎不可避免的还有经过官商盘剥一遍这方面的问题刘皇帝很早以前就察觉了并屡遣御史监察严厉处置然而再严厉的手段再完善的法律都难以杜绝贪婪的人心。
同时铜钱在不断贬值粮价却难以提振农民每年种地的收益自然不断降低生活的成本却在不断提高这日子如何能够好得了。
也就是朝廷在土地兼并上还留有极大的戒心以高昂的土地交易税限制土地买卖并以严刑峻法处置那些逾制乱法的官商。如此方才稍稍遏制了大汉土地兼并的进程给普通农民留有不下的耕作余地。
但是如此也仅仅是遏制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土地交易仍旧是准许的而以自古以来大汉士民对于土地的热情追捧即便代价高些只要有机会有资本仍旧会热衷于买地屯田。
而在近十年中大汉各地土地买卖的数量明显增多其中有贵族有官僚也有商贾这与历朝历代发生的土地兼并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此前有大量汉民下南洋闯荡其根本原因还在于那些人无地无产或者失地失产为了生计不得不赌命冒险。否则出海的死亡率那般高即便利益再诱人也难以形成那等规模的出海潮。
而针对于农民困难的情况朝廷不是不知道更不是看不到也不是完全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至少在丰年之际还会由财政出钱以略高于市价的价钱从民间收购粮食用以官仓储备。但是于整体而言这部分占比不算太高然而这个办法本质上还是在割韭菜毕竟朝廷手里廉价的铜钱是在太多了而粮食物资可是实实在在的。
另一方面则是在灾年时期对受灾州县百姓行减税、赈济。
而以上两点同样不能改变大汉农民生活困苦的本质。鉴于此情不论是刘皇帝还是政事堂都已经意识到农民农业问题已经到不得不变动的地步否则任其发酵下去矛盾爆发之际难免产生动乱。
这是历代王朝治乱循环的规律即便以朝廷的实力不会被轻易掀翻但是这种情况同样会动摇统治需要竭力避免。
事实上早在赵普卸任之前就已经在筹谋改变农业政策让利于农民稳固大汉最广大的群体农民。
当然减税这种事情是不能轻易实行的尤其农税依旧是朝廷税收的大头。但是粮价却是一个不错的着手点。
去年田亩歉收以及榆林叛乱对两京的粮食供应造成影响导致粮价不断抬升到二十二年二月之时东京粮价已然高至斗米四十文一斗到三月底则到六十比之前翻了三倍不止。
而两京的粮价一向是天下的风向标哪怕反应慢些全国的粮价也跟着上涨紧接着影响到的是整个农产品。
过去当粮价不稳之时朝廷往往会采取措施用以平衡但这一次并没有贸然行动而是一直按捺着任由市场调节即便其中出现了一些囤积居奇、乃至发国难财的乱象也没有第一时间整治。
就拿米价来说以朝廷多年积攒的家底拿出一部分来平抑价格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在赵匡义及沉义伦的建议下朝廷选择了观望的做法。
如此一来可苦了两京的士民以及城市中的百姓而农民则如降甘霖粮价涨了能卖出更多钱他们的处境自然能够得到缓解。
当然粮价过低不行过高显然也会出问题。而在半年的时间里涨了三倍这就不正常了也不可能是健康的。因此在眼瞧着东京粮价居高不下士民生计受困乃至穷苦之人几乎无以为继满城怨声载道之时朝廷终于出手平抑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