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开宝年后东京每年由外部输入的各类粮食物资基本稳定在七百万石左右即便有所浮动变化也不大。早年的时候刘皇帝深受缺粮之苦因此养成了储粮的习惯。
而在整个京畿地区在那些分布于诸渡口、交通要衢的大小仓库朝廷始终维持着约两千万石的粮食储备。这个数量不算少至少可满足京畿百姓三年之用而事实上要更久。
按照当初刘皇帝的打算是要求储存至少十年国用也一度按着这个目标在做只是后来发现管理成本有些高昂不得不把要求降低下来同时每年还从官仓中划拨粮食投入市面以做更新。
因此以朝廷手中掌握的资源即便粮价再高都能够随时平抑调节也是此前一直坐视粮价上涨的底气所在。
从四月开始仅在东京朝廷分批次先后往市面上投放了两百万石米、粟、麦等粮食物资。取得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在东京士民头上飘飞了数月的粮价顿时被打压下来如水银泻地一般半个月内由六十文降低到三十一文。
只是在朝廷有意的控制下便再也降不下去了显然三十文就是朝廷认为比较合适的粮价。对于绝大部分东京百姓而言这仍旧是一个不低的价格毕竟与最初相比也涨了接近一倍但与六十文一对比似乎又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
但不论如何在朝廷主动出手平抑后东京民情民困终是得到了缓解。大汉的百姓不论市井百姓还是乡野小民从来都是温驯的也容易期盼收割只要还能过得下去就能得过且过只要不把他们逼到绝境就不会出现大问题。
在这场粮价疯涨的浪潮中受苦的自然是以两京士民为代表的百姓但对全天下的农民来说却不啻于一场福音至少在过去的半年时间中同样的粮食能够换取更多的钱财。在这个前提下他们的日子也确实能够得到改善填补税收的粮食减少了用于生计的自然就多了。
然而在这股风潮之中攫取了绝大部分利益的显然不可能是农民而是压在他们头上的贵族、官僚、商贾这样的剥削阶级。
至少那些从事粮食贸易、运输以及相关产业的商人是饱食一顿赚得盆满钵满。过去的二十年大汉商贸日益发达但商贾的地位却没有本质上的提升再加上朝廷时不时地收割压榨一波也让许多商人在苦心牟利的同时也不得不多添几分小心。
当然这部分指的主要是那些声名在外、腰缠万贯大商贾一般的小商小贩都引起不了注意。而不论大小商贾在有些行当极其注意自己的商誉与行为。
尤其是粮食这种关乎国计民生的生意很少敢乱来的毕竟朝廷上上下下盯着的人实在太多了别说武德司、皇城司、各署衙就是都察院的御史找到机会都要进言敲打一番。而大汉的粮商们能有那份乖巧也是在朝廷堪称严苛的惩治手段下不得不稍按贪婪之心仅在东京过去因为哄抬民生物资被抓捕、抄家、处刑的商人就达数百家。
但是此番不同朝廷放宽乃至放纵的态度几乎是摆在明面上的一般人难以察觉那些浸淫其中的商人岂能不晓。
虽然谈不上“奉命涨价”但东京的大小粮商们可都趁着这个机会大胆地涨价。否则以东京市面上正常的粮食物资供应即便出现了战争与减产这样的客观因素也不可能呈现飞涨的态势。
一直以来在朝廷的压制下低廉的粮价让诸多粮油商人获取的利益并不大即便是那些大粮商也只是靠着规模方能维持。
微薄的利润也曾一度让大量粮商改行二十年斗米五文的上涨也是为了提升一下粮商们的积极性方才采取的放宽。
而过去压制得有多狠释放出来的时候就有多疯狂过去半年粮价的变动已然证明了这一点。朝廷的有意放纵再加上利益链条上的饕餮们疯狂食利共同催发了这一场“粮价闯关”。
当然粮价只是其中一方面伴随着的是各种生活物资的价格上涨油盐酱醋都是这般。而与粮价的上浮相比盐价的表现则要更为显着。
到开宝二十二年四月东京盐价已然攀升至一斗九十五文而与粮价还有后续的平抑打压不同盐价上升之后似乎就没有落下来的意思了。
在中唐时期有天下财税、盐利其半的说法而到如今大汉朝廷才真正开始挥起镰刀无情地收割着盐事带来的利益。
迫于这些情况京畿地区也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场抢购物资的狂潮这固然在物资供应上带来了巨大压力但同样的也让朝廷籍此回收了大量铜钱。
再多的喧闹终有平息的一日随着朝廷对各项生活必备物资的指导定价颁布这样一股涨价浪潮也终于退去之其后很多京畿士民都切身地感受到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尤其是那些小市民日子也开始难熬了。
这一场“价格改革”基本都是在政事堂及财政司的主导下进行的刘皇帝虽然一直关注的但始终没有发表看法一直持默认态度从头到尾都没有插手只是任他们施为。
出现了问题必需要寻求解决的办法而在解决旧弊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那也只有留待以后在一时的利弊上总是选择趋利避害或采取利大弊的做法这是刘皇帝向来提倡的。
如果说过去大汉的繁荣是建立在庞大的农业体系上朝廷通过对农民吸血来维持开宝盛世的繁荣那么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矛头将指向那些城市中的商贾、小士民及小手工业者过去农民身上承担的压力也将有一部分转移到城镇百姓身上。